虽然监督理念和行为在中国古已有之，但监督的主客体却不断发生转变。在古-今分野的视角下，中国社会的监督发生了从统治者监督百官和国民，向人民大众监督政府和公职人员的转变。人民监督作为先进的监督理念和制度形态是在“人民”观念形成、人民可以当家作主、人民应该当家作主进步观念传播开来，尤其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相应的政治体系后得以发生、发展的。

李大钊曾在《庶民的胜利》中指出，“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表达了对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信心和憧憬。陈独秀认为五四运动的精神之一，就是“由人民直接行动”，他在《谈政治》中提到“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李大钊和陈独秀的这些思想观念代表了那个时代“人民当家作主”观念的启蒙。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捍卫和发展人民监督的主要推动力量。党的一大明确提出要“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党的二大提出“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在苏维埃政府和晋察冀边区政权等推动下，工农监督等人民群众监督意识不断得到培育和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参照苏联的做法，建立了以党内监督为主的监督体系，同时也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力。党的八大指出，必须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必须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评和揭露。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使党的领导和各个生产组织的有效指挥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逐渐形成了以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为主的新监督格局。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提倡和要求人民监督中发挥了引领作用。1941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曾指出，共产党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1945年，毛泽东对民主人士黄炎培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召开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式讲话中提出，人民内部矛盾及时适当地加以解决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全党全民的监督。在毛泽东看来，党和政府领导的巩固、人民内部矛盾的化解都需要人民的监督。除此之外，实现群众的监督与实现民主集中制也是内在统一的。1960年，毛泽东在干部提交的材料上作出批语：“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围绕民主集中制问题谈了六点，提到“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综观历史材料和相关记录，毛泽东始终把人民监督放在重要位置，这也是毛泽东的人民立场和始终对人民抱有深厚感情的集中反映。

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敦促和关注下，相关监督制度和管理规范不断得以完善和发展。邓小平在1957年西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中曾提及“主席最近特别强调要有一套章程，就是为了监督”。同时提出“既有自上而下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又有自下而上的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制”。1980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再一次强调，“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其中明确提出“建立和健全党内监督制度和人民监督制度，使各级领导干部得到有效的监督”。面对世纪之交的新挑战，江泽民指出要“拓宽监督渠道，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监督的作用”。这一时期，建设重点在党内，一系列有关党内监督体制、机制、政策、法规和管理的措施相继出台。2006年，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胡锦涛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草案征求意见时指出：“制定监督法，有利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好地发挥这一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也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200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正式施行。胡锦涛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再次强调“必须受到人民监督，以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权力和责任如影随形，随着中心治理工作的日益增多和繁重，相关职能机构资源配置能力和影响力也随之俱增，对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履职情况的监督也要适时调整和强化。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2018年，国家、省、市、县四级监察委员会全部组建产生。除了对职能监督的重视，习近平也高度重视群众监督，他指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意见是我们最好的镜子。只有织密群众监督之网，开启全天候探照灯，才能让‘隐身人’无处藏身”。

中国共产党不论执政前还是执政后都一贯提倡和高度重视人民监督，将人民监督作为治党和治国的基本要求和重要方法。伴随着现代化治理任务的集中和繁重，党内监督和国家机关的监督不断规范，科层组织赋能的职能监督和专业监督获得了快速发展，呈现出了权力监督自我强化的趋势。然而，不能忽视的是，群众监督、社会监督等以他律形式存在的监督还不够健全成熟，在监督载体保障、监督组织理论发展和职能监督系统接入机制以及内外监督有机互动上发展缓慢，尤其在人民监督程序设计、流程闭环衔接等方面尚未取得重大突破和显著进展，急需优化、改革和提升。